文章主要探讨了屏幕时代，即各种电子设备及社交媒体给“Z世代”心理健康造成的危机。

　　作者Jessica Winter结合《娇惯的心灵》和《焦虑的一代：童年大脑重塑如何引发心理疾病流行》两本社会学作品，分析了困境的原因，并给出了部分解决方案。

　　若对解决方案进行简单总结，便是，放孩子去自由玩耍，让孩子和真实的线下世界建立更多联系，哪怕因此受到一些人际关系上的伤害。

　　“Z世代”心理健康问题，将会是今后长期关注的话题，但目前，危机的严重程度已显而易见。

　　Z世代成员，即出生于90年代中后期至2010年代初期的人，往往比之前几代更容易感到孤独。他们更焦虑、沮丧，睡眠更少。

　　他们更普遍地认为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并更有可能自伤或出现自杀念头，数据显示，2007年至2017年，10到14岁儿童的自杀死亡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

　　他们对曾经代表自由里程碑式的事物更加警惕，或者兴趣缺缺：喝酒、约会、性行为、获得驾照、搬离父家。

　　“平均而言，1996年及以后出生的人在心理上与几年前出生的人有所不同。”海特指出，从童年开始，他们的“心理免疫系统”就相对脆弱。

　　所谓的“心理免疫系统”，即孩子处理、克服挫折、小意外、被戏弄、被排斥、感知不公正和正常冲突的能力，具备这种能力的人，不会长时间陷入心理内耗，心理状态更健康。

　　海特认为，导致“Z世代”更脆弱“心理免疫系统”的原因，部分源于文化，部分则源于技术的进步。

　　“Z世代”中最年长的成员在2009年和2010年上中学时，Facebook添加了“点赞”按钮，Twitter添加了“转推”选项，智能手机的前置摄像头变得无处不在，自拍时代来临。

　　这些工具将孩子们卷入了“社交比较”的漩涡，在心智发展的关键时期，使他们的自尊心备受打击。

　　研究显示，孩子们使用社交媒体越多，就越有可能出现焦虑和抑郁；女孩、黑人儿童和LGBTQ青少年受到的影响最严重。总体而言，男孩们被色情和电子游戏迷住，比女孩们稍微好一点。

　　在TikTok、Instagram等平台不断讨论和自我诊断心理健康问题，可能会加剧牛津大学两位研究人员所说的“患病率膨胀”，即人们将日常的压力和不适误认为是严重障碍的迹象，“最终会自我实现”。

　　举个例子，这些学者指出，“将低水平的焦虑解读为焦虑症的无症状可能导致行为回避，进而进一步加重焦虑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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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后期和2010年代初期，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变得无处不在，孩子们越来越少地参与同龄人无组织（非结构化）、没什么监管的游戏活动。

　　家长对孩子安全的担忧，一种被称为“安全主义”的焦虑情绪在社会中蔓延；由于学业竞争变得越发激烈，基于以上大学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家长普遍优先考虑那些有助于升学、丰富简历的活动。

　　孩子们独自做一些没有什么目的的事情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与之相反，放学后走路回家或去游乐场玩，会变得引人注目、奇怪，甚至可能因此成为911或儿童保护服务调查的对象。

　　一代前，郊区或小镇上的9岁孩子可能会和其他邻里孩子一起在户外玩耍，但现在的孩子却呆在室内，盯着手机。

　　这一现象带来的负面效果正在显现，即这些错过自由游戏的孩子在冒险、读懂社交暗示、交朋友和解决冲突方面表现更差。

　　在2023年发表的《儿科杂志》上，一篇评论总结了自由游戏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作者指出“儿童独立活动的减少，导致心理健康的下降，这是一个国家和国际性的健康危机，应该引起重视”。

　　当然，为当代年轻人的缺陷而烦恼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从印刷机到电视机，上一辈人总是对某些技术进步带来的思维改变反应过度。

　　海特是美国近来对孩子感到担忧的知名人士之一，他在2015年与律师和言论自由活动家格雷格·卢金诺夫(Greg Lukianoff)合著了一篇广为流传的《大西洋月刊》文章，题为《娇惯的心灵》(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在那篇文章和2018年的同名书中，海特和卢基安诺夫描绘了被泡沫包裹的一代人，他们被抚养成“脆弱、焦虑、容易受伤的人”，并指责他们认为的一场学生主导的运动，该运动旨在将校园中可能引起不适或冒犯的言论、思想和主题清除干净。根据作者们的说法，Z世代的安全主义受害者，在更高的层面上，也是最具攻击性的肇事者。

　　《焦虑的一代》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娇惯的心灵》的重复和延展，它对校园暴力的关注较少，并且受益于额外六年的研究，深入探讨了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如何影响10至15岁青少年的精神状态。

　　在半个世纪前，凡此种种可能仍然是一个有根据的猜测，但现在已成为一个严峻的临床事实。

　　在《焦虑的一代》中，他向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发出四个核心呼吁：为儿童提供更多自由玩耍的时间；高中前禁止使用智能手机；16岁前禁止使用社交媒体；学校内禁止使用手机。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采访了一些试图限制他们十几岁孩子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家长。这些家长都住在纽约市，他们的孩子上各种不同类型的学校，包括公立、特许和私立学校。

　　家长们有一个共同的担忧：担心孩子在社交媒体上做出愚蠢的事情，一旦被智能手机拍到并传播出去，影响可能会持续一生。

　　他们对科技公司感到愤怒，因为这些公司让孩子们在13岁就能自由上网。他们抱怨设备带来的问题——我听说过一些孩子偷偷地改变他们社交媒体的家长监控设置，或把手机偷偷带进卧室，整夜不睡。

　　有些家长曾反对给孩子买设备，但当孩子开始独自坐地铁或步行去学校时，他们只能妥协。

　　我对于家长们对孩子进行GPS定位的程度感到吃惊，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默认做法，就像背包和运动鞋一样普遍且不可或缺。

　　几位家长表示，他们不知道如何平衡保护孩子隐私和保护他们安全二者——让他们有一个与父母分隔开的私密空间，以便他们自我成长，同时又要监控他们的在线和离线行为，以确保他们的安全。

　　有人告诉我：“我绝对是个直升机家长，我们这一代人中有很多直升机家长，因为我们让他们接触了这种，嗯，可怕的，充满空虚感的虚拟世界。”

　　编者注：某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的父母被称为“直升机父母”—— 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的上空，时时刻刻监控孩子的一举一动。

　　这些家长发现他们的孩子经常显得孤独，而社交媒体却同时填补和加剧了这种空虚感。

　　理想情况下，海特写道，大部分的交流应该是面对面，不受屏幕干扰，这需要情感上的努力和投入。

　　在阅读《焦虑的一代》并与父母交谈时，我经常想到已故文学和文化理论家劳伦·贝兰特所说的“他人的不便”，即“在关系中产生熟悉摩擦感的情感意义”。“不便”是一种能促使人在世界中发生改变和成长的力量。

　　用你的思想和身体即时与他人的思想和身体互动是一种技能，尽管可能会受伤，但能教会孩子如何与世界上的人建立有意义的连结。

　　（关于劳伦·贝兰特“他人的不便”的理解延展：人有着不便的欲望，人总要吸收其他物体，打破稳固的边界，产生连结，甚至人与人的交往也始于物化的吸收，这一切都意味着冲突、尴尬甚至灾难，但人就是有这种欲望。）

　　许多青少年意识到智能手机会影响他们的睡眠、情绪和自我形象，但正如一些家长告诉我的那样，他们又不愿意放弃手机，觉得会因此毁掉他们的社交生活。

　　研究表明，当青少年暂时远离社交媒体时，他们的心理健康会改善，尽管他们会与继续使用这些平台的朋友变得疏远。

　　有些家长对“等到八年级再给手机”的运动持赞同态度，这个运动鼓励家长承诺，在孩子到八年级或更晚再给他们手机。

　　但很少有家长对集体反对手机抱太大希望，部分原因是他们接触不到足够多其他了解手机风险并有所行动的家庭。

　　海特强调，他的核心建议需要得到父母、学校和社区关键成员的承诺，以削弱社交媒体的影响力，但在大城市中达到这一目标似乎特别困难。

　　“根本没可能——这个群体太庞大了，没有社区，你也不知道其他家长是谁，”一位妈妈告诉我。“也许在小镇上会容易些。”另一位妈妈期待着夏天，她16岁的孩子将和7个朋友一起去夏令营，所有家长都互相认识，并且已达成了共识，所有孩子都不会带手机去。

　　这些家长普遍认为，学校应该严格限制或禁止使用手机，这一措施在一些州法律上正获得越来越大的支持。

　　去年，佛罗里达州州长朗·德桑提斯签署了一项法律，禁止学生在教学时间使用手机，并限制了学校使用TikTok；不久前，他还批准了一项法律，禁止14岁以下儿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开设账号。

　　3月初，印第安纳州州长埃里克·霍尔科姆签署了一项法律，要求学区制定政策，禁止在课堂上使用手机、平板电脑和其他设备。

　　去年，犹他州对 TikTok 和 Meta 提起了诉讼，称其对儿童具有成瘾性和有害性，并通过了加强社交媒体账户年龄验证和家长同意要求的法律。

　　最近，犹他州州长斯宾塞·考克斯一直在敦促全州的校长和学校董事会成员在课堂上禁止使用手机。至少还有三个州提出了法案，要求或鼓励学校摒弃手机。

　　去年，曼哈顿的未来学校，一所公立学校，开始要求学生在整个学校日都使用Yondr手机锁袋。3月份，学校管理层给家长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将这项政策描述为“巨大成功”，并引用了“学生在课堂上更加投入、在厕所和走廊里的时间减少、与社区内建立更真实的联系以及网络欺凌报告减少”的数据。

　　在一篇名为《我课堂上的家长》的文章中，一位来自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九年级英语老师描述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

　　比如一位妈妈每节课都期望孩子给她发短信，还有一位妈妈收到孩子正在考试的照片后，立刻给老师发邮件问能否改在第二天补考，还有一些家长通过学校发放的Chrome book监视孩子的课程。其中，有一位妈妈在讨论《罗密欧与朱丽叶》时，发了封标题为“我听到了一切，而且我不喜欢”的电子邮件。

　　虽然大家普遍认为屏幕对孩子不太好，但学校对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的依赖越来越深，这导致大多数学生只是将一个屏幕换成了另一个，很多人仍然沉迷于各种社交媒体、视频游戏。

　　有位妈妈告诉我，当她发现自己的女儿违反规定在课堂上用Instagram 与朋友聊天时，她将笔记本电脑砸得粉碎。“没有一个成年人会说，社交媒体和经常用手机对我们的孩子有好处，”这位家长说。“但我们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太荒谬了。”

　　我有些天真地希望，只要在现实世界中，给他们足够的自由，他们就永远不会失去对真实世界的热爱，也减少了我失去他们，掉进可怕虚无的可能性。

　　去年，我的大孩子开始独自在我们布鲁克林社区“跑腿”，比如跑杂货店买几样东西，到装裱店送一张照片。

　　她没有带手机或GPS，我也不担心她会迷路或被绑架。她周围有简·雅各布斯所说的“守卫者”。

　　我想到过一个好奇的陌生人可能会报警，因为孩子独自行动，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低，主要是因为我的女儿比同龄人高，还因为多米尼加杂货店的小伙子认识她，也门杂货店的小伙子认识她，还有一些她会经过的邻居认识她。

　　唯一真正让我担心的是怕她被车撞到。在疫情期间，我们公寓楼周围的街道变成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四车道赛车场。

　　我提醒她要特别小心一个特别混乱的十字路口，她答应只有在其他人同时过马路时才会过去——就像是一个临时的伙伴系统一样。

　　这需要扭转几十年来不仅在公共空间私有化方面的趋势，还有在住房、市政规划、道路设计和交通执法上的趋势，这些趋势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步行便利程度最低的发达国家之一。

　　然而，无论家长多么自由放任，如果你让你能干的三年级孩子在Prospect Park的幽谷中自由探索一个下午，仍旧可能会在当天被警官“问候”。

　　放学后开放操场，供“混龄、自由玩耍”的孩子们使用，他们在这里不能使用手机，但可以“几乎完全自主地玩耍”。在这些活动中，像救生员一样的成人只在紧急情况下介入。

　　海特也赞扬了“冒险游乐场”，比如位于纽约市长官岛的“The Yard”，这是一个不允许父母进入的地方，孩子们和青少年可以使用各种工具和材料，如木头、锯子、锤子、钉子、轮胎、颜料和布料，几乎可以自由发挥创造力和破坏力。

　　“The Yard”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蝇王》中的情景有了解决方案会怎样？”它是我孩子们整个城市中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如果我们能安排所有的渡轮，我儿子恨不得每个周末都会去那里，而我却从未踏入过。入口附近有一个标志写着：“你的孩子不需要建议和提醒。”

　　去年夏天，我和孩子们从城市搬到了一个小镇的一座大房子里。和其他许多美国地方一样，这里的街道在最美好的下午也异常安静，家庭生活的很大一部分都围绕着有组织的体育活动展开。

　　我们的车库上方有一个未完成的阁楼空间，一个初春下午，孩子们闲来无事地进去捣鼓。

　　他们用吸尘器清扫了地板，铺上了一块彩虹图案的地毯，在低矮的横梁上挂一盏纸灯笼。他们找来一堆旧木板和一些钉子，开始把木板钉到露出绝缘层的墙上。一个以修复和销售房屋为生的朋友过来，确保空间通风良好，并时不时地过来，在阁楼门口留下一些小礼物——一箱杂物，一个立式风扇。

　　最美妙的一天是孩子们发现了一堆旧油漆样品，他们用国际克莱因蓝给阁楼外门涂上了一大块，你甚至能从远处的街道上看到。

　　周围还散落着一些松散的木板，于是他们将它们涂成了绿色和黄色，然后用锤子把它们钉到了原位——这不是我会推荐的操作顺序，但我不是掌管一切的人。

　　他们在那里锤打了几个小时，而我则坐在屋里，基本上没有被打扰，沉浸在阅读下一步计划的乐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