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背景下，领导者必须具备独立的经济判断力，能够从实体经济、金融市场及全球动态中辨识真正的风险。这要求高阶管理者不仅要准确评估宏观经济趋势，还要避免因过度反应或误判而导致的财务或组织损失。

　　基于这一趋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未来管理趋势年度报告2025》上发表文章。他强调，企业家精神是应对经济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领导者不仅需要具备深刻的宏观判断力，更要在动荡中保持创新和冒险精神。

　　企业家精神依然是时代进步的关键力量。只有一大批勇于创新、敢于冒险的企业家在不断探索和实践，我们的商业环境才有望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全球经济正迈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时代”。地缘政治的博弈打乱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技术革新的速度超越了政策制定的步伐，而气候变化的压力正从边缘话题跃升为决策核心。在这一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企业的成长与生存不再仅依赖于市场规模的简单扩张，而更需要企业家具备敏锐的宏观洞察力与战略应变能力。

　　从供应链的脆弱性到政策环境的重塑，再到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企业家不仅需要洞察“慢变量”揭示的长期趋势，还必须快速应对“快变量”引发的即时挑战。他们的角色正在转变：不再是市场规则的被动适应者，而是主动塑造未来的先行者。如何在应对市场短期冲击的同时，把握长期趋势所带来的结构性机遇，已成为现代企业家的核心课题。每一次重大变革的背后，都隐藏着新的增长逻辑，而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命题，更是决定企业能否在复杂环境中长远发展的重大考验。

　　地缘政治对供应链的冲击。过去几十年，全球化推动了供应链的高效协作，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全球产业分工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新的水平。然而，过去十年，全球化逆流涌动。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启以来，供应链风险愈发凸显。例如，关键零部件、中间原材料或核心技术的出口限制频繁出现，全球价值链的顺畅运行受到严重挑战。

　　这不仅对国际产业分工提出新问题，还增加了供应链断裂或重构的风险。企业在全球市场和供应链体系中的风险预判能力明显不足，这是当前风险管理的一大挑战。

　　环境与气候变化引发的新风险类别。随着更多国家和企业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传统企业面临新的政策和市场要求。例如，欧盟实施碳边境调节税（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为企业增加了新的成本压力，也迫使企业重新审视供应链优化与市场布局。

　　在许多企业中，与气候相关的政策和最佳实践尚未充分融入战略规划和运营管理中。这种准备不足，不仅影响企业的合规性，还限制了其在绿色转型中抓住机遇的能力。企业亟需在风险管理框架中系统性地识别、量化并应对这些与气候相关的新风险。

　　政策风险与宏观经济分析的变化。传统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在当前复杂多变的政策环境中面临挑战。例如，美国在疫情期间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如大规模支出和刺激计划，成功维持了经济运转。但这种超常规政策背后，也带来了全球范围内对高债务率的担忧。

　　宏观政策的理解需要创新。例如，当前普遍使用的杠杆率（债务占GDP比重）作为政策约束指标存在一定局限。GDP是流量概念，而债务是存量概念，二者的直接对比并不严谨。此外，过于拘泥于传统指标可能导致政府错失应对重大风险的有效时机，也可能误导企业的投资判断，形成政策与市场行为的错配风险。

　　将GDP作为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的出发点，可能是一种危险的思维方式。政策的核心目标应该是促进经济发展和解决关键问题。如果适度举债能够稳定经济、增强企业和居民信心，那么以宏观杠杆率作为限制政策的硬性约束，就可能导致政策失当，甚至得不偿失。现有的宏观经济模型在这方面的认知尚显不足，这不仅会影响政策效果，还可能对企业决策和市场预期带来负面冲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明斯基时刻”这一概念被频繁引用，强调高债务率可能导致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然而，这一理论更多适用于小型开放经济体，尤其是高度依赖外债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债务风险上升会直接威胁其偿债能力。但对于中国和美国这样的超大型经济体而言，其内部资源动员能力强，国家信用水平高，以固定的债务/GDP比例约束宏观政策，是一种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做法。

　　以美国为例，自2008年起，美国通过量化宽松等非常规手段稳定经济，特别是疫情期间，其“直升机撒钱”式的政策在短时间内企稳了经济，提振了资本市场。尽管这些措施带来了通胀等潜在风险，但从短期效果来看，其对经济增长和市场信心的正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近年来，中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也发生了显著转变。例如，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取向，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对宏观杠杆率的束缚，是政策制定者在思想和工具层面上的创新。这一变化需要时间来完善，但它无疑体现了对经济运行规律更深层次的认知。

　　当前企业家对宏观经济模型的理解以及对宏观经济学家或分析师的期望，可能存在一些过于乐观的认识。实际上，经济学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描述和反思，通过构建模型和假设来分析底层逻辑和长期结构关系。这种模型在解释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性、长期性关联（“慢变量”）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然而，在面对外部环境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依赖宏观模型进行快速预测并指导决策，往往超出了其能力范围。

　　宏观模型的本质在于分析和刻画经济中的长期趋势，而非应对复杂且快速变化的短期经济动态。因此，宏观经济学家在快速预测外部环境变化并直接指导决策方面能力有限。将这种短期预测作为决策依据，可能会导致对模型功能的误解。

　　模型从来都不可能完全正确。正如著名统计学家乔治·伯克斯（George Box）所说，“所有的模型都是错的，但有些是有用的。”这一观点揭示了模型的本质：它们是对现实的简化，必然存在偏差，但在特定条件下仍然能够提供有价值的指导。

　　我们往往倾向于追求绝对的真理，尤其是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观念可能更为根深蒂固。然而，从科学的本质来看，真理并非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科学的定义就在于它能够被证伪。科学的相对性意味着，一个理论的成立往往基于特定的时间点和前置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它可能是正确的，但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它的适用性可能会被挑战或推翻。因此，科学的价值在于不断试错和修正，而非提供永恒不变的结论。

　　如果某个理论无法被证伪，它就不属于科学范畴，而是信仰或宗教。这种区分对于理解科学和模型的局限性至关重要，同时也提醒我们，在使用模型时，要始终保持批判性思维，灵活应对变化的环境。

　　关于长期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我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慢变量”。宏观经济分析模型确实有其局限性，比如很多模型基于开放经济假设，强调一般均衡而忽略摩擦。然而，随着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中美经济部分脱钩、各国决策目标从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转向更加注重国家安全，传统模型在这一背景下显得力不从心。

　　尽管如此，这些模型在对长期趋势的把握上仍然有其道理。比如，全球经济正进入一个“平庸增长”的时代。这种趋势已经持续了40多年，而中国曾是个特例。过去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通过大量投资和需求释放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在完成工业化后，中国也逐渐面临与全球经济类似的挑战：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显著下降。这是一个长期的“慢变量”，且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关键。

　　美国对此的应对是推动“再工业化”和产业政策改革。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美国一直试图通过改变产业结构，充分利用其科技创新的领先优势，将其转化为产业优势，从而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速。虽然美国目前的增长率可能低于发展中国家，但它试图通过这一方式改变长期趋势。

　　对于企业家来说，仅依赖宏观经济分析师提供的基于“慢变量”的模型，来应对瞬息万变的经济变化，是远远不够的。这两者的预期与实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企业家需要通过构建批判性思维能力和科学理性的分析框架，形成自身的宏观经济判断力。

　　与宏观模型不同，宏观判断力是一种综合性的认知能力，它需要对经济形势有科学、理性的分析框架，并通过不断的认知迭代加以完善。这种能力对企业家尤为重要。优秀的企业家或决策者通常能够在经济运行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凭借其宏观判断力作出正确的决策，甚至化挑战为机遇；而缺乏这种能力的人，则可能陷入悲观情绪，错失成长机会。

　　巴菲特常提到：“在别人恐惧时要乐观，在别人乐观时要保持敬畏。” 在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中，企业家的宏观判断力不仅是其应对不确定性的关键能力，也是在复杂局势下发现机遇、实现突破的必要条件。

　　任何经济状态下，都可以用两种不同的视角来解读，就像一个装了半杯水的杯子，有人说“还剩半杯水”，也有人说“只剩半杯水”。我并不是说乐观一定优于悲观，或者悲观更具优势，而是想强调，在面对经济环境时，关键在于对“快变量”和“慢变量”的清晰认知：慢变量关注长期趋势，强调结构性问题的认识；快变量要求果断判断，及时应对短期变化。两者之间的平衡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而是取决于观察者的叙事方式与分析角度。

　　当前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的讨论高度二元化，悲观和乐观的观点泾渭分明。例如，悲观者认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4%下降至接近1%，这一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40%，因此GDP增长可能仅能维持在2.5%-3%左右，远低于政策目标。这种分析基于科学数据和现实逻辑，强调生产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效应。

　　然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新质生产力培育、科技创新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可以从当前的低点逐步回升至2%左右。在这种情景下，经济增长有望恢复至5%的合理水平，同时提升增长的质量。这种乐观态度不仅反映了对政策效果的信心，也体现了对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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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的视角，对企业家的决策意义在于找到属于自己的行动逻辑。在经济挑战中，企业家精神成为最大的变数或“X因子”。优秀的企业家往往能够在复杂形势下展现卓越的领导力，将理论上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成功。

　　比如，在当前环境下，企业家可以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拓展新市场、积极应对不确定性，抓住潜在的转型机会，从而实现企业的持续增长。这种乐观并非盲目乐观，而是基于科学分析和批判性思维的自信。相反，悲观的企业家也可以利用悲观情景假设，进行前瞻性的风险布局，为企业创造更好的成长条件。

　　无论是基于悲观视角进行布局，还是基于乐观视角谋划行动，企业决策的核心目标始终是一致的：实现企业的健康增长、可持续发展以及价值创造。关键在于，企业家需要构建属于自己的认知框架和判断力，通过批判性思维来评估复杂环境，并找到适合企业发展的最优路径。

　　在变革时代，企业的决策机制和思维方式也必须随之转变。过去的宏观经济分析已经对许多问题给出了明确信号，但很多企业并未真正接受这些变化。例如，大规模产业产能过剩已经成为现实，但仍有许多人对过往的高速增长模式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增长依赖于要素驱动——通过大量投资和劳动力投入来实现，而企业的战略规划和经营方式也因此形成了固定的模式。

　　事实上，早在2010年中国制造业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的时候，生产率增速已经开始逐步下降。如果还试图依靠简单的要素投入来维持高速增长，而不是聚焦于高质量发展和市场需求的满足，那么企业终将面临严酷的现实。当这种模式行不通时，转型便成为唯一的出路。以房地产为例，早在2018、2019年，供需失衡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但错误的分析和评价让人们忽视了问题的严重性。

　　过去，许多人对中国的城镇化抱有过高的预期，认为住房需求会始终坚挺，但忽略了房价过高和真实需求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住房从未真正被视为消费品，而是主要以投资拉动GDP。这种开发商模式让房地产行业更注重短期利益，而忽视了长期的运营价值。与之对比，美国的房地产行业更多通过消费来贡献经济。例如，2021年，美国住房相关的投资对GDP的贡献约为1.1万亿美元，而消费部分达到了2.78万亿美元。

　　对于中国来说，从增量市场转向存量市场，我们应更加关注住房的消费属性，为不同层次的需求提供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例如长租公寓和保障性租赁住房。但显然，我们花在这些领域的时间和精力仍然不够。许多企业依然寄希望于通过政策扶持或限购令的取消来延续旧模式，却未能意识到行业结构性问题的深刻性。

　　这不仅仅是房地产的问题，制造业同样如此。目前，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30%，但其中仅有12%用于国内消费，其余18%依赖出口。在面对地缘政治风险、供应链挑战以及全球“再工业化”趋势时，出口导向型企业需要更加敏锐的宏观判断和前瞻性策略。例如，一些企业早在外需压力显现前就已着手布局海外市场，积累了经验并建立了竞争优势。

　　这些“先行者”与那些沉浸在抱怨中的企业家的区别在于，他们具备批判性思维，能够突破固有的成功经验和思维定势。这种超前的判断力和行动力使他们在面对挑战时能够更加从容。而思想上的懒惰，或者对现实问题缺乏深刻反思，最终会以某种方式惩罚那些不作为的企业。

　　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里，仅关注本土市场的领导者，难以抓住更大的增长机会。尽管中国市场潜力巨大，但其GDP只占全球的18%，忽视国际市场的多样性无异于放弃全球最广阔的舞台。成功的企业往往在经济波动中提前布局国际市场，通过打造韧性供应链和稳定需求端，不仅在风险中站稳脚跟，还能抢占先机。这种全球化视野要求领导者在决策中拉长时间维度，以长周期视角重新审视企业的战略与经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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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增长放缓并非企业发展的终点，而是孕育新机遇的起点。从历史经验看，许多卓越企业往往在经济周期低谷中崛起。领导者应以长周期视角，深刻理解全球宏观经济规律和产业演变趋势。例如，一些房地产企业在市场繁荣期就主动从开发商向运营商转型，通过优化负债率和提升精细化管理能力，成功规避行业低谷的冲击。这种历史视角不仅帮助企业在危机中保持定力，更为未来竞争奠定核心优势。

　　优秀的领导者懂得突破自身认知边界，以开放心态迎接变化。面对技术变革和全球化浪潮，固守熟悉领域只会错失未来机遇。而那些拥有开放精神的企业家，往往通过持续学习与跨界合作，在不确定性中发掘潜在机会，甚至引领行业变革。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要求企业构建更敏捷且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并在战略与执行层面实现动态调整，以保持竞争优势。为此，企业需从以下几方面优化应对策略：

　　认知升级。打破传统风险管理思维，动态跟踪地缘政治、气候政策与宏观政策变化，将新兴风险类别纳入决策框架。

　　供应链重构。通过多元化布局降低供应链断裂风险，同时强化对关键环节的掌控力，提高抗风险能力。

　　政策敏感性。加强对宏观政策的敏锐解读，避免因固有认知局限而错失发展机遇。

　　企业需重点关注“慢变量”对长期趋势的深远影响，如人口结构变化、技术进步与全球化重塑。这些深层次变量能够为企业的战略决策提供清晰指引。虽然部分企业可能通过逆向思维探索非主流路径，但真正有价值的策略应基于对长期趋势的深刻洞察，建立系统性的决策框架。这种“定义性”思维不仅指导长期规划，还能在快速变化中提供稳定的方向感。

　　此外，领导者必须具备跨学科的视角，理解技术如何与产业政策、商业模式深度融合，从而在不确定性中找到清晰的战略路径。技术变革通常蕴含巨大潜力，从人工智能到绿色科技，新兴技术正在重塑产业格局。领导者虽无需精通技术细节，但必须把握技术趋势，理解其与政策、市场的联动效应。历史经验表明，那些在经济低迷期专注创新的企业，往往能逆势崛起，推动颠覆性增长模式的诞生。

　　当我们面对复杂的现实时，我们的哲学和认知框架可能也需要重构。也许在某一天，我们可能会接受一种新的“进化型”人类的定义——一个可以进行智能操作、能言善辩的机器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人类的情感和关怀。无论科技如何进步，情感和关怀依旧是人类存在的核心价值。

　　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的精神与决策力在此刻尤为关键。尽管外部环境充满挑战，但正是这种挑战孕育了新的机遇。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家们必须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并以卓越的决策力，推动企业在变化中保持竞争力。因此，企业家精神依然是时代进步的关键力量。只有一大批勇于创新、敢于冒险的企业家在不断探索和实践，我们的商业环境才有望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文章来源：《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未来管理趋势年度报告2025》；作者：刘俏；原标题：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经济波动中的企业家思维

　　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十四五”“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17年《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年度经济学家。在公司金融、实证资产定价、市场微观结构与中国经济研究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其著作包括《我们热爱的金融——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金融》《从大到伟大2.0 —— 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等。